“史无前例的死亡高峰”听上去令人紧张，但人口问题不能只看一个醒目的词。死亡人数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上升，不等于某一年必然突然暴增，更不等于死亡风险同步恶化。 出生队列、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都在变化，任何峰值年份和规模都只能是特定假设下的预测，不能当成已经确定的事实。2022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亿，比2021年末减少85万；全年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这是中国人口总量自1962年以来首次下降，也意味着长期人口增长阶段出现了重要节点。 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比上年末减少339万；全年出生人口792万，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与2024年相比，死亡人口增加38万，出生人口减少162万。 这几个概念必须分开。死亡人数是全年去世人口的绝对量，死亡率是死亡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是出生率减去死亡率。 2025年自然增长率为负，说明在不考虑迁移的情况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它不能被直接解释为每个人的健康风险都在同样幅度上升。2022年，全国出生率为6.77‰，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到2025年，三个指标分别变为5.63‰、8.04‰和-2.41‰。人口自然减少扩大，既与死亡人数变化有关，更与出生人口明显减少有关，不能把人口负增长简单等同于“死亡高峰”。 中国人口增速此前已持续放缓，新增人口逐年减少，最终在2022年跨过零增长临界点。联合国曾预测印度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全球人口排序的变化与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还把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4的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和地区之列。为应对出生率下降，中国在2021年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政策方向由控制数量转向生育支持。 各地随后通过育儿假、托育服务、住房和教育支持等方式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政策允许生育更多孩子，并不等于家庭马上愿意或有能力增加生育数量，婚育推迟、育龄妇女规模减少和家庭成本等因素仍会影响实际出生人口。 生育支持也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制度。自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可按现行国家基础标准领取每孩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 现金补贴能减轻一部分现实支出，但生育选择还受到就业、住房、照护时间和公共服务等多重条件影响，政策效果需要长期观察。与新生儿数量下降同时出现的是老龄化加深。 2022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亿，占全国人口14.9%；到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亿，占15.9%。 老年人口绝对量和占比都在上升，医疗、养老和长期照护需求大概率随之增加。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继续下降。 2022年末，16岁至59岁人口为8.7556亿，占全国人口62.0%；2025年末降至8.5136亿，占60.6%。劳动年龄人口依然规模庞大，但相对于儿童和老年人口正在减少。 过去经济发展受益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增长将更依赖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人口研究把未来死亡人数可能上行概括为三个相互叠加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出生队列规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人口较多，这些人正陆续进入老年阶段；随着年龄继续增长，较大的队列会在未来形成更大的老年人口基数。 不过，出生人数并不会机械地在某个固定年份转化成同等规模的死亡人数，因为每代人的生存状况和寿命分布都不同。 第二个因素是存活率提高和死亡时间后移。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更多人活到高龄，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2025年进一步达到79.25岁。 寿命延长是健康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它通常会推迟死亡发生；当较多人同时进入高龄阶段后，年度死亡人数仍可能因为高龄人口基数扩大而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低出生率持续改变年龄结构。新出生人口减少，会让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老年人口占比相对提高。在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的条件下，即使各年龄死亡风险继续改善，粗死亡率也可能上升。 这里的关键不是简单地说“人更容易去世”，而是人口中高死亡率年龄段的人所占比重变大。 大出生队列进入高龄阶段和死亡时间后移，主要解释未来年度死亡人数为何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持续低出生率则主要改变年龄结构、抬高老年人口占比，并可能推高粗死亡率。二者涉及的指标不同，都不能证明某个精确年份必然出现约多少万人的死亡峰值。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给出的长期结果属于模型预测，建立在未来生育、死亡和迁移假设之上；假设变化，峰值时间和规模也会变化。所谓“2061年前后达到约1900万”等说法，更适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