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北京医院里，粟裕躺在病床上，听说老战友张爱萍处境艰难，心里一直放不下。病中的他没有长篇议论，只托人带去一句话：“快去找老鬼，他能救你。” 这句话听起来颇为神秘。粟裕所说的“老鬼”，不是江湖人物，而是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这个称呼，源自战场上的相知，也包含着几十年交往积累下来的信任。 张爱萍一向敢说敢做。他曾用“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概括自己的性格。毛泽东评价他“好犯上”，叶剑英则说他“浑身是刺”。这些话并非轻浮的调侃，而是点出了他直率、刚硬的一面。 这种性格放在复杂环境中，难免引来误解。张爱萍不善于绕弯子，也不习惯把不同意见藏在心里。可在粟裕看来，正因为他坚持原则，关键时刻才靠得住。于是，粟裕才把希望指向宋时轮。 1932年春天，两人在江西第一次相识。那时，宋时轮在红军江西省军区司令部工作，张爱萍则在共青团江西省委任职。一个熟悉军事，一个长于组织和宣传，工作领域不同，性情却颇为相近。 两人都能文能武，遇事果断，说话直接。后来并肩工作时，宋时轮善于从复杂局面中寻找办法，常常能出人意料地解决难题。张爱萍欣赏他的机敏，便以“老鬼”相称。这个称呼，带有玩笑意味，更有战友之间的亲近。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宋时轮担任参谋长，参与淮北地区作战指挥。张爱萍当时在华中军区任职，双方部队相互配合。战场上的联络、判断和协同，让两人的交情又深了一层。 1949年初，张爱萍希望重新回到前线部队。宋时轮得知后，曾主动向陈毅提出让位，愿意由张爱萍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自己担任副职。张爱萍没有接受这一安排，但老友愿意替他承担责任的举动，已经说明了彼此的分量。 后来，张爱萍转入海军和国防科技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面对的并不只是技术难题，还有人员、设备和管理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张爱萍在核工业、导弹和航天工作中，逐渐形成了重调查、抓细节、敢负责的工作作风。 1975年，张爱萍面临新的考验。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受到牵连，处境颇为困难。李又兰按照粟裕的建议，找到了宋时轮。宋时轮没有停留在口头安慰上，而是带着酒到医院看望张爱萍，劝他重新出来工作。 张爱萍担心自己不懂科研，难以胜任军事科学院的事务。宋时轮笑着说：“你这是扯胡子过河，牵须，谦虚得过头了。”随后，他还表示要找叶剑英说明情况。话说得直，态度也很明确：不能因为一时处境，就让有能力的人长期闲置。 同年3月，张爱萍出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到任后，他没有急着发表空泛讲话，而是带着工作组深入第七机械工业部及其所属单位调查。走进运载火箭研究院时，眼前的破败景象令他十分震动，科研秩序、生产条件和人员状态都亟待恢复。 他提出，要把专家、工程师重新组织起来，把被耽误的工作接续起来，并把“抢时间，为1977年的任务而奋斗”作为行动要求。与此同时，他推动落实干部政策，改善职工住房、交通、食堂和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科研人员感受到的，不只是口号，而是工作环境正在一点点改变。 张爱萍抓国防科技，有一个特点：凡是重要试验，绝不只看汇报材料。他常到现场，逐项检查。一次模拟试验中，仪表指针轻微抖动，别人认为问题不大，他却要求追查到底，最后发现关键位置存在虚焊。 类似的细节，还出现在东风五号相关试验中。发射前，油路里出现异常阴影。检查人员最终发现，那竟是一根鞋带。张爱萍当即要求严格追究，并规定进入关键设备区域不得携带任何无关物品。对科研生产而言，许多事故并非源于大错误，而是由一个被忽略的小疏漏酿成。 1975年7月，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尖兵一号卫星成功；10月，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完成；11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并回收。此后，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项目也进入新的部署阶段。 张爱萍后来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两个“三十年”：前一段主要从事军事斗争，后一段则集中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粟裕病中的那句托话，最终把一位身处困境的将领重新推回了他熟悉的岗位。至于“老鬼”宋时轮，也一直是那个敢于在关键处替老友说话的人。 特别